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朝政府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将大清银行更名为中国银行。

1916年5月12日，袁世凯要把中、交两行的发行准备金挪作私用，发布了中、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停止付现的命令，一时间，举国为之震惊，持有中行、交行纸币的百姓惊恐不安。中国银行毅然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并在报纸上刊发公告，告慰公民中国银行货币照常兑现付现，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星期天照常经营等措施，确保公民兑付自如。

随即，中行股东联合会向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中行各地分支机构，阐明了抗命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有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主持，饬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分生机......”。当时上海的报纸这样称颂中行：“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由于财政赤字严重，决定停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作为政府开支。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先生为保护民众利益和中国银行的声誉，毅然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行为。他联合上海金融界，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停付公债本息的决定，并最终化解了这场中国金融史上有名的公债风潮。

1929年，中国银行派出代表团远赴英、美、法、俄等18个国家，学习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并按照西方近代化银行的管理模式，对中国银行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人事制度等进行了全面改革，推行了统一的会计制度。30年代的中国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4，货币发行量占全国的1/3，信誉和实力居全国金融业之首，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流砥柱。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银行积极筹款支持抗战，发放资金支持了一大批生产抗战必需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工厂，长期支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银行以国家振兴为己任，积极参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银行支持了国家10%的核电设备、85%的程控电话设备、85%的火箭等航空器、100%的远洋货轮、90%的纺织及轻工机械设备、80%的彩电、冰箱、高档服装生产线、100%的香烟生产线、2,000多个高档酒店的设备引进等，为国家经济腾飞提供了有力保障，成为国内唯一持续盈利的银行。

中国银行一直视信誉为生命，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各项业务一天也没有停止。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来中国访问时，邓小平同志希望他来中国投资。哈默先生说，投资可以，但必须有中国银行参加。小平同志问为什么，他说，中国银行信誉好，只要有中国银行的担保，他就敢投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银行在国外工商企业界人士心目中的崇高信誉。